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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外交官赴日闯祸:黑道捞救

更新时间: 2016-06-07 15:37来源: 环球网 分享到:
高陶事件的主角是34岁的高宗武,40岁的陶希圣在整个事件中充当的只是不由自主、随波逐流的一名配角。他们两个人不惜背叛国民政府而投身于所谓和平运动的最为内在的驱动力,并不是挂在口头的和平救国,而是不自量力的权位野心。陶恒生著《高陶事件始末》继200

  “高陶事件”的主角是34岁的高宗武,40岁的陶希圣在整个事件中充当的只是不由自主、随波逐流的一名配角。他们两个人不惜背叛国民政府而投身于所谓“和平运动”的最为内在的驱动力,并不是挂在口头的和平救国,而是不自量力的权位野心。陶恒生著《高陶事件始末》继200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新近由出版过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陶恒生译《高宗武回忆录》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补充再版。新版《高陶事件始末》充分汲取最近10多年来才公开面世的《高宗武回忆录》、《蒋中正日记手稿》等重要文献资料,为进一步解读“高陶事件”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

  野心勃勃的高宗武

  高宗武1905年生于浙江温州的乐清县,1923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32年春天,高宗武经友人介绍,准备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动身前的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遭到少壮派军人暗杀,高宗武立即写了一篇600字左右的短文,投寄给南京《中央日报》。报社高层刊发此文时加写了编后语,邀请作者到报社面谈。报社希望高宗武加盟撰稿,每周就日本问题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报酬为150元。高宗武表示150元不足以维持家人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答应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兼职任教,另有150元报酬。高宗武通过《中央日报》的舆论平台迅速成名,并且得到国民政府最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青睐。据他自己回忆,经好友裴复恒推荐介绍,蒋介石曾经专门接见,并且有意委任他为侍从室上校秘书。他没有接受该项人身依附性质的幕僚职位,而是于当年11月脱离中央日报社,转到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日本问题专员。用他的话说,“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

  1933年12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任外交部长。高宗武经《中央日报》主笔、国际法权威李圣五推荐进入外交部,1934年5月升任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任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汪精卫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在每月300元薪俸之外,特准另加300元补贴。1935年5月,30岁的高宗武升任亚洲司司长。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职之后赴欧洲疗伤,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

  1937年2月25日,张群接受高宗武建议向蒋介石辞职,当时曾对高宗武有过“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的戏言。3月3日张群离职后由王宠惠继任,野心勃勃的高宗武直到晚年依然耿耿于怀。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上海治疗肺结核的高宗武,于7月14日回到南京,一度成为处理中日危机外交的首要人选。7月31日,高宗武在一天之内曾经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分别召见。随着战争的发展,中日外交陷入停滞僵局,据高宗武在写于1944年的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介绍,1937年11月,他在汉口与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

  “独辟蹊径”闯下大祸

  1938年1月14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主任为陈布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在蒋介石的资助和汪精卫的指导下,于汉口英租界特三区天津街4号秘密组织用来引导全国舆论的艺文研究会,由陶希圣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一次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同年2月,高宗武到达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秘密身份是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每月2000美元的活动经费,由周佛海经手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6月23日,高宗武擅自离开香港经上海前往日本,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密谈,一方面捕捉到日本方面希望撇开蒋介石与汪精卫讲和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向日本方面透露了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正在设法从政府之外推动“和平运动”的信息。6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一、高宗武行踪与处置。……四、敌军盛造求和空气。”

  高宗武于7月9日离开东京经上海返回香港,他意识到自己擅离职守的越权外交已经闯下大祸,只好委派译员周隆庠带着“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职:旧时公文用语,下属对上司的自称。编者注。)个人观感三项”,回到重庆转呈蒋介石。高宗武在写给蒋介石的短函中表示,这些材料“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外,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也”。这些材料中记录的日本方面坚持要蒋介石下野的信息,让蒋介石感到难堪和愤怒,他立即命令周佛海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经费。一心想独辟蹊径建立奇功的高宗武,惶恐之中因结核病复发而咯血不止。在高宗武养病期间,周佛海委派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委员、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专员的前中央大学教授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宗武的对日联络工作,并且按照汪精卫的意愿从中央宣传部每月划拨3000元给高宗武充当活动经费。已经犯下擅离职守、越权外交的叛国罪行的高宗武,从此罪上加罪,进一步背叛蒋介石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从事起以汪精卫为效忠对象的“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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