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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参与者刘光第身世揭秘

更新时间: 2014-11-05 11:36来源: 网易 分享到:
1898年9月28日,京城的菜市口人头攒动,这里是清朝的刑场,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刘光第被执行死刑,史称“戊戌六君子”。这场杀戮,缘于不久前的维新变法。

  1898年9月28日,京城的菜市口人头攒动,这里是清朝的刑场,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刘光第被执行死刑,史称“戊戌六君子”。这场杀戮,缘于不久前的维新变法。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官二代,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他善于写作,思想激进,热衷变革,与唐才常、陈宝箴等新式人物友好。

  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他与康有为关系友善,康曾为其代笔,当时政治地位在康有为之上。

  杨锐,张之洞的嫡系,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召其做幕僚,后由追随其到湖广总督的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授内阁中书,留京供职。

  林旭,福建侯官人,官僚世家,娶清代重臣沈葆桢孙女为妻,曾入张元济创办的“通艺学堂”学习西学,参与建立闽学会,与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康广仁,康有为胞弟,此人善于谋事,曾策划联络英国,废除八股,改变生童岁科各试,策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由于其留存资料较少,其名声被其兄所掩盖,甚是惋惜。

  从“六君子”的身世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已居高位的杨深秀,官二代谭嗣同、林旭,张之洞的嫡系杨锐,“带头大哥”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那么刘光第何许人也?他既非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典型的屌丝,京城一小公务员,做了十年的刑部主事(闲职)没有补得实缺。他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变法呢?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原籍福建武平县,生于1859年,卒于1898年,享年39岁。他是个勤恳但不得志的官员,据《清史稿》载,他“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直至1898年,蒙光绪召见,赏赐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刘光第在京师十余年的岁月里,历经沧桑,个人对仕途从渴望到绝望,再到最后一搏,反映了一个传统士大夫走向改革之路的艰难历程。

  要想了解一个人物,最好的材料莫过于日记和书信。幸运的是,刘光第留存有54函书信,这54封信起自1888年5月15日,至于1898年1月24日,均为刘光第写给刘举臣家族成员的,他在京城之困顿、彷徨、不如意,以及戊戌变法前的心态都流露其中。

  穷困潦倒的小京官

  刘光第出生在四川富顺县赵化镇,世代贫穷,从小母亲就教导他,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要读书,才能做官,“光第”也是取光耀门第之意。母亲病重,亲戚劝让光第学习经商补贴家用,遭到母亲的拒绝,以致卖掉房子供其读书。

  刘光第也非常争气,在1883年(24岁)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但后因母亲病逝,丁忧在家,再加上家贫,实在无力做京官(薪俸薄,应酬多,用度大),直到1888年,在族人刘举臣每年银二百两的资助下,刘光第才赴京就任。

  居京期间,刘光第生活穷困潦倒,他抱怨工资低:“六七两月印结无几(六月七两,七月四两),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几至断菜。”(《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201页)又说办公地点离住宅区远,所经道路尘土多,臭气重:“盖到署回转,足有十二里路,同乡京官咸劝不宜省费,恐致病症(臭气之熏蒸,灰土之呛人,实在不好闻得)。而无奈目前止此力量,但于雨大路太烂时,偶一坐车而已。”(196页)清朝时期,京城道路的破败不堪屡遭人抱怨,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城面貌全不一样。如此生活境遇,他在给族人刘举臣的信中说,只能过得十分俭省,希望能早日补得实缺才行。

  做了十年的京官,到了1898年,他在给族弟刘庆堂的信中还抱怨京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却不涨,他说京中银价跌减,而百物腾踊。去年如果不是弟弟送钱进行接济,是难以熬过去的,今天只有分外俭省,才能支持。他渴望补得实缺,“如下半年能补缺,则能多得俸银六十金(半俸只六十金),加以县中公款百廿余金,或可勉强撑拄下去矣。” (281页)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下半年不能补缺,刘光第将无力维持在京的生活。对他来说,只有放手一搏,否则只能返乡另谋它职。

  急切的入仕愿望

  1894年,中日甲午媾兵,大势颇危,朝廷广开言路,刘光第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上书《甲午条陈》提出:一、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也;二、请皇上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也;三、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也;四、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也。

  以上四点归结为一点,就是强化帝权以强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想迎合光绪小皇帝夺得权力,重振朝纲。但后因无人代奏,不了了之。刘光第眼看仕途无望,便萌生归意,此时有友人劝其回乡当教书先生。

  1895年,他便请假回家,路经武昌,拜见张之洞,这才与权重人物有了点联系,但后来似乎没有起到作用。刘光第迫不及待国家能发生些什么事情,以便他有崛起的机会。后来维新派的崛起,使他看到了施展抱负的一线希望,他急切盼望着一场以变革朝政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能尽快到来,这样才能有走向权力中心的机会。

  终于等到了1898年,戊戌维新如愿而至,当时京师大局,颇有整顿之意,加上上书言事之风盛行,康、梁维新派受宠,在此氛围下,他便以为“此时下手功夫,总在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276页)刘光第与同乡京官倡设蜀学会于皮库营四川会馆,由外官京官捐助数千金,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当康有为在粤东会馆开保国会,他也积极参加。

  终于,刘光第的维新活动得到了回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1898年9月4日光绪皇帝召见了他。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次日遂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做了十余年候补刑部主事的刘光第终于蒙受皇恩,开一新天地,而此时他的经济状况甚至无钱添置任职所需的物品,正如其书信中所道:“目下用度顿添,异常艰窘(城外学堂亦打算顶与别人,兄租不起了)”(287页)。

  当时的情形是维新派与守旧派、帝党与后党刀光剑影,争斗白热化,刘光第于此时新迁,表面上仕途的得意,实际上掩藏着的是凶险与危殆,对此,他尽管惶恐不安,然又难以割舍既得。他在给族人刘庆堂的信中说:“乃无端被此异遇羁绊,且又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286页)

  甚至到临刑时,刘光第出于仕途的考虑,都不忍抛却一酬宏志的机会,而是静观其变,因此而被捕。他误判了形势,自认无新旧之见,不相信自己会遭受到惩罚,事实上,他也真的没做什么变革的壮举,以致于必须用生命来抵偿。比起谭嗣同、林旭诸人来说,他没有任何家族背景,也缺乏康广仁的谋略,但却为变法而死。

  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光第走向改革之路与其贫困的生活有关,生活的困苦促使他必须出仕,必须有所作为,参与改革乃是路径。同时,他也有迫切的出仕愿望,他希望能够借时局转变之际,获得重用,改变自身的处境,以求光耀门第。殊不知改革变法不仅没有得酬壮志,反而丢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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